东西问｜杨菁：外国友人如何“无问西东”助华抗战？
中新社北京7月23日电 题：外国友人如何“无问西东”助华抗战？
——专访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菁
中新社记者 聂芝芯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众多外国友人各种形式的援助。这些外国友人如何发挥所长助华抗战，如何促使西方社会改善对中国抗战的观感，为何确信“一个有着四亿人民的团结和民族精神的中国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杨菁，著有《无问西东——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抗战得到国际正义力量积极支持，外国友人以哪些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
杨菁：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涉及新闻报道、军事援助、医疗救护、经济技术支持、人道保护等领域，归纳如下：
一是以亲身见闻向世界报道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中国与中国军民，详细介绍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战行动，如外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爱泼斯坦；二是军事合作与援助，尤以苏联、美国等志愿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为重；三是奔赴前线从事战地救护，包括白求恩、柯棣华等；四是保护救济沦陷区难民，如约翰·拉贝、明妮·魏特琳；五是倡导组织生产合作社，帮助中国人民进行生产自救并支援前线，如“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发起人之一路易·艾黎；六是帮助培训战时中国急需的飞行员、医护、无线电机务人员，如陈纳德、白求恩、燕大教授林迈可等；七是日本反战者同盟群体在前线及后方的反战宣传。
中新社记者：外国友人在华义举，对改变西方政府观战心态、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有何助益？
杨菁：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政府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基本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考虑，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始正式形成。而外国友人在华义举，领先于各国政府，促进世人觉醒，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先声。
外国友人打破信息封锁，通过文字、图片、广播等向世界报道中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据盖洛普民意测验调查，美国民众同情中国抗战的比例逐年上升，1937年9月尚不到50%，1939年年中已达74%。
由宋庆龄发起、诸多外国友人参加的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在香港成立后，来自世界各国的捐款、医疗和其他必要物资以及医护人员，通过这一平台进入中国，向中共游击区提供医疗和社会救援。
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看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听了他对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及其作战情况的介绍后，相信“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
中新社记者：鲁迅、宋庆龄等爱国进步人士，以及中共邀请外国记者访延安等做法，在争取外国人士对华好感中发挥了何作用？
杨菁：斯诺等人通过与鲁迅、宋庆龄等爱国进步人士的交往，加深了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情的认识，看到了无民权可言的中国现状，也看到了为民众呐喊的爱国进步人士和革命的共产党人。外国友人同情中国革命，以实际行动践行为自由解放抗争的志向。
1936年，民族危机日趋加深，中共急需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抗日主张，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委托在上海的宋庆龄推荐合适人选赴西北，在西方新闻界小有名气的斯诺成为实地报道“红色中国”的第一个西方记者。他把毛泽东的谈话全文、苏区见闻等交给《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经典之作《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出版，轰动西方世界，极大改变了西方过去对中共的认知匮乏或误读。
国共合作以后，国际社会好奇中国这两个党派可能合作到什么程度、中共的抗战纲领和战略战术是什么。英国记者贝特兰想深入了解，于1937年接到毛泽东的邀请电报前往延安。《毛泽东选集》收录了“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记录时间1937年10月25日。中共通过贝特兰，向世人传达其对抗战的清醒认知和胜利信心，判断“战争使全国分崩离析的局面变成了比较团结的局面。国共合作是这个团结的基础”“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阐释中共通过实践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经持久作战而取得最后胜利。
从延安到华北抗日前线，贝特兰被八路军机动灵活有效的游击战术、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所感染，感受到民众被广泛组织起来对付精良日军的成效，目睹中国人有别于过去的“前所未有的团结与联合”，他将他们赞誉为“不可征服的人们”。
中新社记者：在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怎样的近身观察？何为外国人士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杨菁：在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不断加深。他们通过对敌后战场的实时实地考察，与共产党领导人、八路军将士的直接交谈，深刻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外国友人相信，一个有着四亿人民的团结和民族精神的中国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外国友人还结合阅读毛泽东《论持久战》及共产党发布的有关文件、文章，通过对抗战初期战斗的回顾对比，充分相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爱泼斯坦在《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说，1937至1938年正规战线上激动人心的气氛来源于这两年新的团结。他还发现，“日本的发言人和媒体，越来越把共产党当作他们在中国的最难对付的主要敌人”。通过延安之行、晋绥解放区之行，他被抗日根据地广泛的民众动员、民主政权建设、经济文化变革、新型社会模式所打动，如是感慨：这里有“另一种全民抗战的情景，未来中国的雏形”。
外国友人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在于充分的民众动员与组织工作。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史沫特莱等外国友人在跟随八路军转战华北战场的过程中，深刻感悟到成功的民众动员是抗战胜利之本。
中新社记者：外国友人“无问西东”助力中国抗战，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有何现实意义？
杨菁：为中国抗战出力的外国友人，虽然国籍不同，并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但为着同一个目标——抗击日本法西斯，他们不仅身体力行助华抗战，还通过大力呼吁推动国际援华的发展。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甚至献出生命，展现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精神。
外国友人“无问西东”助华抗战，不仅是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更是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典范，对当今国际关系、全球合作有着深远启迪和现实意义。各国在面对地区冲突等问题时，应共克时艰、维护和平，传承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加强国际合作，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尊重。(完)
受访者简介：
杨菁，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兼任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浙江省台湾研究会理事。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研究，著有《无问西东：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当代中国史实略述》等论著。其中，《无问西东：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抗日战争专题研究”百卷系列图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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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角度看，未来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或许更多。从人事上看，外媒将此轮美国对华姿态变化解读为拜登政府内部对华“接触派”的功劳，认为常务副国务卿、主管对华事务的最高外交官舍曼在“无人飞艇”事件后推动中美关系软着陆上做了不少工作。而分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兼“中国屋”负责人华自强更在3月就低调访华听取中方社会各界声音，实现两国工作层的面对面交往，这些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相对理性、温和的力量。但近期舍曼和华自强先后宣布将在6月底退休和卸任，似乎预示着这股力量在新一轮对华政策班子调整中遭到削弱，而对华强硬的声音仍然强大，这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并非积极稳定信号。
